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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提问”已是我和世界相处的方式

来源:《国际出版周报》

作者:樊文

发表时间:2019-03-05 16:4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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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资深媒体人杨澜携百万畅销升级版图书《一问一世界》在京举行首发式,细述入行三十年来的成长与体会,对上千智者们勇敢发问,为人们展现这个时代的真相。

参加本次新书发布会的还有著名主持人水均益、陈鲁豫、陈伟鸿,并且这也是四位史上首次同框,大家一起畅聊中国电视黄金三十年,约定继续做一个勇敢的“提问者”,砥砺前行,共创传媒新时代。

《一问一世界》于2011年首次出版,当时便引发热议。此次出版的新版《一问一世界》新增了4万字杨澜从未发表过的内容,是杨澜入行30年的积累精华,从她一万多个发问的问题中提炼而出,涵盖了国际政治、商业、文化、体育、艺术等各个领域,采访对象包括老布什、基辛格、克林顿、李光耀、王石、稻和盛夫、严歌苓、金庸、李敖等上千位各行各业的名人领袖,立体全面展现一个真实的杨澜和她眼中的世界。

作为国内最优秀的主持人之一,杨澜给人的外在形象一直是优雅、睿智、干练,创建了中国第一个以历史文化为主题的频道——阳光卫视;采访了上千位世界政要和各界风云人物,被誉为"中国的华莱士";唯一一个两次代表北京申奥的陈述人并曾担任上海世博会形象大使;还被福布斯评为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位女性之一,纵使各种美誉加身,对于杨澜来说,最值得骄傲的还是身为一名媒体人的价值感。

不管是采访国家元首、商业大鳄还是各领域精英,杨澜总能保持一份最初的好奇心,人的本能就是趋利避害,想要忍不住地表达甚至夸大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而遮盖对自己不好的事实。

可是,对于采访者来说,新闻要求的是客观、公正,如何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走进被访者的内心,让他回答一些无限接近于真实的答案,或者值得被记录的答案,这对采访者来说也是极为困难的,而正是秉承着这种高度的责任感和求知欲,杨澜在采访像老布什、基辛格、克林顿、李光耀等国家领导人时也能举重若轻的问出自己所需要的答案,面对不同性格的人,都能够在给予极大的尊重的前提下,勇敢发问,正是因为这些让我们在《一问一世界》中看到了更多精彩走心的问答。



《国际出版周报》记者特别邀请到杨澜,向这位以“提问”为生的智慧女性发问,请她就新书和女性在职业前景、人生选择等方面分享真知灼见。

 

国际出版周报:作为媒体人您是“提问者”,但作为作者您又是“被提问者”,这两种身份的交换对您认识和理解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有何帮助?


杨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我一开始其实并不善于提问,在书里我也提到过我在美国上研究生的时候,因为课堂上不提问还被老师扣分的故事。

那时候,我还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会以提问为生。实际上,我现在还在酝酿下一本书——那将是一本专门针对采访和提问的书,会更加专业。但《一问一世界》,我其实觉得更多是在讲故事,讲我和我的团队的故事。其实,我想我们在千万次的发问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是在寻找答案,有的时候其实并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而我们正是在这种问和答的交互的过程当中去探索我们认知的边界。

有的时候知道的越多,我们认知的边界就越大,同时产生的问题也就越多。所以,我想“问答”其实是一个了解世界和了解自我的过程。

山本耀司曾说过:“自己”这个东西是看不见的,撞上一些别的什么,反弹回来,才会了解“自己”。跟很强的东西、可怕的东西、水准很高的东西相碰撞,然后才知道“自己”是什么,这才是自我。我很赞同他的这种形容方式,我想我们自己去跟那些了不起的思想和人物发生“碰撞”的过程,就是一个我们完成自我认知的过程。


国际出版周报:您从业30年来,采访过很多名人政要,他们的观点和思想各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您是如何保证自己的本心不受影响呢?是否会出现世界观被“不断打乱”的情况?


杨澜:我想是不会的。的确,有时候在跟我的采访对象对话的过程中我会改变自己的认知,但我想,人的认知其实都是从比较狭窄,再经过学习和吸纳各种知识后慢慢宽广起来的。

我在书里讲到过我采访崔琦的故事。崔琦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他于1998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我采访他是在1999年。在采访他之前,我的采访主要还是按照采访杰出人物的“套路”进行,问他们知识怎样改变命运等等。

但我在采访他的时候,他却说自己宁可不获得诺贝尔奖,也愿意在家里做一个农民,让他的父母不至于忍饥受饿。这次采访让我意识到,人的内心的温暖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他的话,也让我看到了所谓世俗的成功之外的、更有价值的东西。也因此,在我后面20年的采访当中,我都在不断地试图了解所谓成功之外的东西,而不是导向成功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我的采访嘉宾开拓了我的思考的维度的一个很好的方面。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自己的价值观和我“不断地去对世界发问”的一种初衷,从来没有因为我在工作过程中遇到不同的观点和声音而改变,而且我恰恰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点就变得更加的笃定。比如说,直到今天,我依然会在做一个采访前感到兴奋和紧张。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因为你在乎自己的工作,你没有变成“老油条”,没有变成一个很市侩的、对自己的工作满不在乎的状态。

这种兴奋和紧张的状态我特别珍视,同时“提问”这种方式,也是很合乎我的本性的一种生存的方式,所以现在“提问”已经成为我和世界相处的一种方式了。


国际出版周报:您在书中曾提到关于“选择”问题,但您也提到了如今的您正值“知天命”之际,您是如何看待“知天命”和“选择”这两者关系的?


杨澜:孔子说“五十知天命”,其实我后来也使劲地理解“天命”到底是什么。在我到50岁的时候,我对我的人生做了回顾和反思之后,我觉得“天命”其实就是知道自己内心的一个尺度。比如,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你向往什么,想远离什么等等。这些“尺度”,其实都是一个人随着时间的增长会越来越清晰的。遵循自己内心的尺度,我想就是一种“知天命”。

而有关“选择”,其实我觉得我们永远是处在一个“选择”和“被选择”的过程。而且我们永远不会在某一个时间点就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就像我们常常说“四十不惑”,但我觉得我40岁的时候困惑是最多的,上有老下有小,很多事情都想不明白,所以我想,这种所谓年龄的“节点”,并不是我们成长的一个结束,相反当我到了50岁、我的儿女已经过了18岁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人生又展开了一种新的可能,我又可以更加自由地去选择自己爱做的事情,而不必背负太多的责任。所以我突然就觉得50岁也可以是一个新的开始的“节点”。

所以,我觉得不用刻意地用这些人为的时间节点去限制自己的选择,重要的是要永远保持一种新鲜的状态。


国际出版周报:不少机构和平台推出女性文学和女性读物,你认为女性文学或是女性读物是否是一种“伪概念”?阅读应该分男女吗?


杨澜:我觉得阅读这件事本身不分男女,它是每一个人不同的个体选择。但是从各种不同的阅读大数据上的确可以看到关于阅读的一些性别偏好。比如,读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这些书的女性读者偏多,而读军事题材、悬疑犯罪题材作品的似乎男性读者更多一些。

我在给女性推荐三十本书的书单,我称之为“Big Girl养成记”时,我就特别希望能够开拓所谓“非典型性女性读书” 的范围。女性可以是很感性的,充满爱的,但是她们不是只是感性,她们也需要拓展自己的理性思维。所以,我在推荐图书是,会有意识的推荐一些历史、科学、商业类图书。

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无论男女,都需要让自身的理性和感性平衡发展。 而我的“Big Girl”中的“Big”,其实就是指更大的视野和更大的格局。对于女性来说,我们今天真的不是做一个自怨自艾的小女人,每天只是“感时花溅泪”,只是关注那些风花雪月的东西就够了,我们需要有更大的主见。而且,其实现代生活已经需要女性有更多的担当了。比说说仅仅是教育子女这一件事就需要母亲成长,如果你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对于新的科技都搭不上话的母亲,很可能就被孩子所“嫌弃”了。


国际出版周报:如果现在让您给18岁的自己推荐一本书,您会推荐哪一本书?


杨澜:我18岁的时候还看不到刘慈欣的《三体》,如果现在让我给18岁的自己推荐,我会推荐她看《三体》,让“她”看看未来的世界会是怎样的。在我18岁的时候,还没有“人工智能”这个概念,而且那个时候全世界为数不多的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还在低谷里徘徊。但是今天的世界已经完全不同了,所以我还是对未来充满着好奇的。


国际出版周报:您提到“好奇心”很重要,并且“人工智能”是您现阶段好奇的领域之一,您还做过一档关于人工智能的节目。您是如何把“好奇心”转化为真正的一种行动力的呢?


杨澜:我觉得从我们媒体人的角度,在2015年的时候,当我选择要做《探寻人工智能》这个纪录片,而且做全球采访的时候,周围很多人的反应第一是都没有听说过“人工智能”这个概念;第二是觉得我一个文科生为什么要做一个理科生做的事情;还有第三个就是疑惑这个片子会不会有人投资,做出来以后会不会有人看。

所以,最后其实是我们阳光媒体集团自己投资来做的这个片子。但对那时的我来说,做这个片子是非常笃定的一个选择,因为我知道人工智能将会影响我们的各行各业。等到《探寻人工智能》成片播出的时候,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街头巷尾,无人不谈的大热话题。

到了今天,人工智能和各个行业的结合已经势在必行。比如媒体行业、内容产业就通过人工智能对用户个体大数据的分析和精准推送,已经成为行业常态。所以,我想关于“行动力”,有时不是你想不想行动的问题,而是外部大环境裹挟着你必须要有所行动了。


国际出版周报:在您看来,相比当下依托于屏幕的“碎片化”阅读,纸质书阅读会不会更有益于深入思考?


杨澜:我并不对某一个阅读的介质存在着某种偏好或者偏见。很多微信公众号推送的长文章,我读起来也非常享受,因为有的时候短的文章和内容不能满足我阅读的欲望和想法。但是我也注意到,纸质书也有很多是粗制滥造的,对我而言没有阅读价值。所以我想,无论是碎片化阅读还是纸质书阅读,关键还是在内容本身,而不是看它借助的这种载体。

在我看来,纸质书也不是说天然具有所谓“高贵”的血统,还是要看这本书是谁写的,写了什么,对读者有什么益处,能引发怎样的思考等等这些根本问题。我在制作《杨澜访谈录》的过程中,我见证了媒体的不断发展,同时我也感受到当下媒体的变革也给我带来了新的机遇。

因为过去,我们只为电视媒体做内容的时候,要尽可能的满足一整个的家庭的需求,从爷爷奶奶到小朋友都要尽可能满足,才能够获得所谓的“最大的收视覆盖率”。但在今天,互联网做到了内容垂直投放和多元化的内容需求变得非常普遍,不同的节目都有它自己的用户,我想这对于媒体人来说,是机会和挑战并存的。


国际出版周报:很多行业都存在着女性从业者众多但身处管理高层的参与决策的女性很少的情况。并且对于女性领导者,外界也存在对其决策力和领导力的质疑,对此您怎么看?


杨澜:我认为这种问题的产生既有内在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内在原因就是,很多女性在成长过程中,过多的被强调和要求要“讨别人喜欢”,以至于很多女性其实没有自己的主见,她们长大了以后也是希望周围的人爱自己,需要自己,而很少去考虑自己需要什么,所以会形成她们的自我局限和“天花板”,我将之称为“自设的天花板”,我认为这是可以通过认知的改变来实现突破的。

而从社会外部环境看,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还存在很多根深蒂固的观念和思想的惯性在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比如对女性的评价首先就是看容貌。再如,一个女人如果很有决断力,就会被说成是“霸道女总裁”或是“女强人”、“女汉子”,不够女性化。但是如果一个男人决断的话,人们就会认为他很有决断力,有个性,甚至认为是一种领导力的特质。

在这些方面,我想我们的社会还需要进步,需要针对每一个人的不同特质去评判一个人,而非是带着性别的有色眼镜去评价。我记得有篇论文叫《“雅典娜”统领世界》,作者在全范围内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后发现,最好的男性领导一定有所谓的“女性思维”,也就是温柔和细致,而真正出色的女性领导,也一定具有很强的决断力和很优秀的战略眼光。所以其实真正站在最顶层的领导层是没有性别之分的。作为女性,我觉得我们既不要自己局限自己,同时我们这个社会也需要给不同个性的人更多的发展空间。


国际出版周报:您接下来有怎样的写作计划?


杨澜:接下来其实我还有几本书在“路上”(笑)。第一本是根据我30年的从业经验想写一本关于采访的书。因为我发现,当我去搜索类似内容的书的时候,我得到的版本都是非常老的,几乎都是20世纪80年代所出版的书。

我觉得,今天的这种社会环境,媒体的传播方式以及人们的沟通、社交的方式都和过去有非常大的不同。单就采访这件事来说,也有很多新的变化。所以我接下来想写一本相对比较专业的、讲述采访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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