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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把手教你,学术图书怎么“卖出去”?

来源:《国际出版周报》

作者:刘海涛

发表时间:2018-07-05 09:41:32

阅读(

作者:刘海涛 民族出版社副编审


不少人可能会疑惑不解:卖学术? 想钱想疯了吗,竟把高雅的学术和低俗的铜臭搞到一起? 

退一万步讲,学术,多少钱一斤? 又有谁买? 学术著作难道不是作者坐定冷板凳、大把大把掉头发熬出来,再支付昂贵的出版经费才能面世的吗?

现在的出版经费一涨再涨,可不是赔钱赚吆喝能说清的。难怪有人说,出版社心太“黑”,赚钱没够。

出版社也觉得委屈——编辑经费、印制价格、发行成本,哪一项费用不是一路攀升,好不容易面世的图书,除了从事相关研究的圈内人士,谁看得懂? 更不要说掏腰包了。 

国外不也是如此吗? 世界上有多少座大学, 几乎就有多少家大学出版社,有几家以赢利为目的? 即使国际著名的大学出版社也不例外。

说白了,学术乃天下公器,学术出版乃天下公益。况且,还要卖到国外,这是天方夜谭吧? 

不过,也不能太绝对。民族出版社与博睿学术出版社历时10年完成的《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精选丛书》(英文版),从英文顾问写的各卷前言以及出版后收到的书评看,获得了各国学者及相关人员的好评,经济收益方面在学术著作中也属上乘。

而且,双方对合作都表示满意, 近期又签署了合作出版英文版《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指南丛书》(中文版近3000 万字)的合同。

回首十多年推动学术出版“走出去”,即民族出版社探索民族文化“卖”出去的过程,感受颇多。


“卖”:学术出版“走出去”的长久之计

 目前, 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支持中国图书走出去。这是针对目前国际、国内出版情况作出的英明决定。

但从长远来看,我们需要在学术理想与商业利润间寻求平衡,也就是增强出版单位自身的造血能力,唯此,我们的文化才能真正“走出去”,也才能持久。

而不是像郑和下西洋一样,虽然一时轰轰烈烈,但很难长久坚持。当然,我们清楚的是,学术作品的利润是微薄的,但也是长久的。


“精”:学术出版“走出去”的核心 

这有两层含义:第一,原作品“精”;第二,翻译“精”。

《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精选丛书》,从书名即可看出,这是专家学者精心选择,结集而成的作品。

具体而言,首先是出版社编辑聘请权威学者担纲丛书主编,主编再精心选择当代中国宗教研究领域的专家,之后专家们精心选定自己的代表作,最后主编精心选编作品, 可谓是大家主编的大家的书,在中国宗教研究方面很有代表性。

翻译“精”,是指在翻译者的选择方面要求比较高。

英语好是基础, 懂专业——懂中国宗教是关键。在翻译的过程中,认真选择每一个英文单词、翻译每一句话。

比如,有的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引用了英文资料,就一定要找到这句话对应的英文原文;如果国内没有相关的英文文献,就千方百计托付国外的同行或者到国外学习的同事帮忙。

翻译完成后,请国外的专家——每本书的英文顾问进行专业的校对审定,再请专业的校对人员从语法、遣词造句的角度进行校正。最后,交给出版社的编辑,进入出版流程。

经过这样打造的产品,就一定能“卖”出去,即使是宗教这样“偏远”的话题也一样。


“准”: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关键 

准,有两层含义。其一,精准把握读者的阅读习惯,精心打造。

《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精选丛书》抓住的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宗教感兴趣但又不了解,对综述类的作品非常有兴趣的特点, 按专题分卷,每一卷包括学术史的回顾、典型文章、相关文献索引等。

其中,特别应注意的是英文读者与中文读者的两点不同:一是中文读者一般对论文集不太感兴趣,所以国内出版社一般不愿意出版论文集,即使出版也比学术专著价格昂贵很多; 二是中文读者一般认为综述类(review)文章的学术含量低,不是很重视。

但是英文读者比较重视这两方面的作品,这从相当一部分的英文期刊都以review命名也可以看出。

其二,准确选择合作对象。国外的出版社数量众多,仅美国就有6万多家,所以在选择合作者时,首先是从大类出发,比如学术类作品,一是大学类出版社,但牛津、剑桥等少数大学除外,其他出版社基本没有对外合作的意向。二是具有商业性质的学术出版社, 比如博睿、泰勒-弗朗西斯等追求的是学术理想与商业利润的平衡,博睿甚至将这一理念印在员工的领带上。

而且,受莱顿大学强大的汉学研究能力影响,博睿有悠久的汉学出版传统,在中国政府各项鼓励政策的吸引下,2005年启动了“当代中国出版计划”。

更为关键的是,博睿对小众文化非常关心,甚至为此投入巨资研发了自己特有的字体,因此可以用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出版作品。

为弥补一些小众学术类图书销量的有限,他们的图书定价比较高,但因为销售对象主要是世界著名大学的图书馆以及研究机构,资金雄厚,对于价格并不敏感,且图书馆的读者对象是一个群体,摊薄了每个人的使用费用。

况且,当购买者为个人时,图书的价格可以相应调整。


“变”: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必然 

虽然在打造之时已经考虑了西方读者的阅读兴趣、习惯等,但这是大方向上的,在图书的翻译过程中,必要的变通是必须的。

精选丛书是这样,比如出版英文版时在原来精选的基础上对文章进行再次选择,翻译过程中还增加了注释等。

当然,其他学术图书的出版也不例外,比如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英文版的翻译出版。这主要是考虑国内外读者的知识背景不同。


“恒”: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必须 

《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精选丛书》中文版8卷,英文版6卷,从签订翻译出版合同到全部出版完成前后历经10年,期间经历了众多的曲曲折折,但是终成正果。

不过,想一想博睿学术出版社历时50年打造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科隆大教堂经600多年才最终建成,也不算什么。


学术“卖”出去大有前景 

展望未来,虽然需要面对国际学术机制、体制的不平衡等种种条件的制约,但是,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术被“卖”出去。

因为,从国内看,中国政府、专家、出版单位对于文化“走出去”已经达成共识,并致力于精诚合作;从国外看,自20世纪8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柯文所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问世后,“中国中心论”逐渐取代“西方中心论”,中国及其文化越来越被平视,这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奠定了坚实的观念基础。

而且,国外的中国学(中国研究)经历了发展、转型和知识上的重新定向,在中国研究、学科研究的整合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大大缓解了与主流学科之间长期的紧张关系, 在某些方面甚至已经消失。

事实上,关于当代中国的某些研究不仅已经进入主流学科,而且业已成为某些学科内部的分支。这些都为中国文化“卖”出去提供了市场空间与人才保障。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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