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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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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跃:最重要的话题是高质量发展

来源:《国际出版周报》

作者:

发表时间:2018-12-26 15:0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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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跃丨文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



“40年的改革开放,让我们整个行业的生产能力获得极大解放,让我们的企业化运营能力获得了极大提升。中国出版集团成立16年以来,资产总额从46亿元增长到200亿元,翻了4倍多;营收从24亿元增长到119亿元,翻了4倍多;利润从1.6亿元增长到10亿元左右,翻了5倍;其中‘十八大’以来的营收和利润平均增速分别达到22%以上,迈入‘三百亿’集团行列。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鉴往知来,一方面过去40年中,中国出版业实现了一次“大发展大繁荣”,不仅彻底改变了上世纪80年代初市场短缺、供给严重不足的问题,还呈现出一个高速的、大规模的增长态势,甚至众多出版指标跃居世界前列。例如,我们的图书品种从1978年的9000多种增长到2017年的50多万种,增长了50多倍,位居世界第一。我们的印刷业总量位居世界第二,整体出版市场也位居全球第二。

中国出版集团是新世纪改革开放的产物,集团于2002年成立。16年以来,资产总额从46亿元增长到200亿元,翻了4倍多;营收从24亿元增长到119亿元,翻了4倍多;利润从1.6亿元增长到10亿元左右,翻了5倍;其中“十八大”以来的营收和利润平均增速分别达到22%以上,迈入“三百亿”集团行列。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让我们整个行业的生产能力获得极大解放,让我们的企业化运营能力获得了极大提升。可以说,如果没有这几十年的持续增长,就没有这么大的产业规模,就没有出版繁荣发展的局面,也不可能充分满足大广大读者对阅读的迫切需求,更不可能逐渐走到世界舞台上参与国际竞争。 

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在行业规模快速扩容的同时,我们的产品质量问题越来越突出。第一,单品种平均印数从1994年的6万册下降到2017年的1.8万册,下降3倍之多,这说明单品种的边际效益是逐年在下滑的。中国出版集团去年的图书品种突破2万种,但销量在1万册以上的只有1200种,占比6%。第二,目前一本新书在货架上的动销时间大概在3个月左右,如果3个月没人买或者销量比较少,就基本回仓库呆滞了,这样的书在整个市场的占比并不是小数字。这也说明,产品的平均生命周期越来越短。不仅如此,市场上的重复跟风之作、粗制滥造之作层出不穷。读者的感觉是,书的品种越来越多,可好书越来越少。这些都说明,我们依靠增加品种规模、依靠数量扩张的增长方式越来越难以持续。 

在国际同行方面,培生集团在过去几十年中通过大量并购实现了快速的规模扩张,成为国际出版巨头。但最近几年,它开始频繁出售旗下资产,2013年卖掉市场资讯公司,2015年卖掉了《金融时报》《经济学人杂志》,2017年卖掉了华尔街英语和环球雅思。对于这些举措,培生集团首席执行官约翰·法伦表示:“集团将会投入到全球教育服务领域,以加速培生进入数字化教育服务和新兴市场的步伐。”在培生不断出售旗下资产的背后,是传统的规模扩张模式难以为继,是对新的增长模式的探索与渴望。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黄坤明同志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词,文化改革发展必须聚焦这个主题。因此,无论是从贯彻中央精神,还是从行业和企业发展的实际来看,下一步最重要的话题就是高质量发展,下一步要走的路就是高质量发展之路。出版产业是宏观经济的一部分,既有自身的个性,也有潮汐般的共同性。出版产业的下一步和上一步是相联系的,看清了上一步的轨迹也就基本廓清了下一步的逻辑。在生产主体一线和市场终端前沿的交叉点上,只要静静地想一想,有一个念头就会越来越清晰,分量也会越来越压人,压得人不由自主地要喊出,最重要的话题就是高质量发展。这大概是下一步出版产业的主题。 

规模与质量既对立,又统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着不同的重点,侧重有所不同。从过去看,规模就是质量。从无到有,从0到1,本质就是在“量”中含有了“质”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的书荒问题,反映出的是我们的出版规模太小,离满足读者的精神需求距离太大的问题,因此过去40年必然呈现规模的大扩张。从未来看,质量就是新的规模。质量的第一指向首先是“好”,即好书更大规模地传播。我们追求质量,压缩品种,看似量的减少,但却是另一种“量”的扩大,读者的需求会更大范围地被激发起来,市场的能量会更大程度地被撬动起来,从而形成新的更大、更好的出版规模。生产的高质量,刺激着传播的高质量;传播的高质量又催化着生产的更高质量和更大规模。出版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看似压规模,但本质是扩规模。这是我们出版人看自己的底气,也是观未来大势应有的眼光。

步入新时代,对于出版企业而言,高质量关联着内容、市场、经济、产业、机制、党建、人才等多个维度。其中,最关键的是内容质量和产业质量。内容的高质量,主要体现在选题具有政治的高度、社会的广度、思想的深度,凝结着政治性、思想性、大众性,体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文化贡献和市场影响的有效结合和高度统一。首先,要坚持正确导向,严守出版底线,保持健康格调;其次要引领思想潮流,发掘文化新知,推动时代进步;再次,要服务大众、引导大众、提升大众,同时又获得市场的认账、读者的认可、社会的认同。在这三条中,最根本的前提是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出版导向,认真履行意识形态责任制。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不能够有任何含糊和马虎,因为导向是1,其他是0,没有这个1,再多0也没有用。 

内容高质量反映的是文化眼光和编辑素质,这主要体现为原创精品。 

一是从国情来看,改革开放为内容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现实素材。虽然近代以来中国开始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并尝试了诸多探索与实践,但是从1840年到1978年,中国并没有成为一个成功的、典型的现代化国家。正是改革开放40年,不仅推动了中国由一个积贫积弱的文明古国崛起为一个全球化浪潮中的世界经济大国,而且还在经济发展、国家治理、社会管理、文化教育、企业管理、互联网应用等众多领域开展了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积累了丰富历史经验和大量现实案例,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意义的现代化道路,为众多后发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一个与众不同、可供借鉴的中国方案,成为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十分独特的中国样本。但是,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还缺乏有深度、有创意、有说服力的学术总结和原理提炼,其中蕴含着学术创新和内容创新的富矿。 

二是从文化来看,当代学术为内容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在新旧世界更替、中西文化激荡的浪潮中,主要承担着思想启蒙和大众教育的使命。他们或者整理国故,或者传播西学,难以形成具有原创性、世界性的现代学术思想和理论体系。经过百年的“西学东渐”,正在逐渐呈现出一种虽然有点朦胧、但已初露端倪的“东风西行”的气象。莫言、曹文轩、刘慈欣、毕飞宇、陈来等人的作品日益受到海外关注,说明40年伟大的改革开放成果在引起世人关注的同时,中国文化的现代阐释、中国道路的学术表达、中国问题的理论概括,将会随之勃发,中国出版的内容创新的黄金期,会越来越清晰地扑面而来。 

三是从行业自身来看,出版变革为内容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传播方式。我们有解放前中国近代出版的历程和经验,我们有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企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实践和经验。我们已经可以比较好地和世界同行们交流,向世界输送我们能够达到世界级水平的图书。总之一句话,我们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世界水平。如国际书展,早些年我们的少儿图书跟人家相差很大很大,现在看差距很小,其他领域也是如此。这也是一个我们出版人要考虑的因素。 

从以上三个维度来看,我们身处一个出版的大时代,处在了一个可能遇到大作家、大学者、大作品的时代。未来是未知的,但迹象是可能的,乃至这种趋势似乎在我们心里越来越看得见、摸得着、可期待。 

在产业质量方面,虽然要追求以利润为中心,营业收入、规模化的有效增长,毕竟进行再生产的资本来源于此,文化理想的实现来源于此,提高和巩固政治站位的资本来源于此,职工的职业成就和幸福生活的资本来源于此。但是,产业质量的重点在业态,经济是其表,新业态是其神。产业质量的关键是业态的数字化,而关键的关键是内容的数据化。这是产业高质量的“神”,抓住了就可能“神采飞扬”。 

新时代以来,中国出版集团提出了“坚持一个统领,打造三型集团”的发展战略,它的核心就是高质量发展,它的基本内涵就是三句话:“定心做出版、关键数字化、有效国际化”。高质量发展要靠高质量的主流出版,要靠数字化和国际化。定心做出版就是专业化,越来越专业,通过专业达到规模。但是,新时代已经不允许出版人只关注纸质出版,我们必须把眼光更加聚焦在媒体融合上,这是我们规模化的更大期望所在。虽然数字出版在全球出版业的营收没有超过30%,但要看到它已经在专业出版领域结出硕果,威科、爱思唯尔等国际著名出版集团80%左右的收入来自数字出版。不仅如此,数字化在新闻、市场营销、大数据等众多领域日益成为主流的力量。现实已经表明,转型得早、融合得好的传统媒体,今天的发展情况尚好;转型得慢、融合得差的传统媒体,今天的发展举步维艰。如果我们今天不在数字化和国际化上谋篇布局,不播下星星之火,就无法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主动。 

国际化是集团发展的长远战略,它涉及企业规模增长的问题,关系履行国家使命的要求,也是我们未来发展的必然空间。我们要强调有效国际化,不去做那些“花架子”。如果走出去没有实际的经济效果,也一定要有实际的社会效果。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出版追求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既是老话题,也是新课题,更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涉及到知识积淀和文化修养、历史眼光和现代视野、科技创新和机制创新、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开拓进取和求实务实。我认为,“六个做优”非常重要。一是做优内容选择和内容生产;二是做优内容传播和阅读服务;三是做优企业制度和内部激控;四是做优融合发展和业态创新;五是做优国际交流和跨国出版;六是做优党的建设和企业文化。这些问题,过去的侧重点是增长,而未来的侧重点在质量,在以质量为中心的全面发展,通过质量谋图更好的增长、更好的发展。总之,万事成因果,质量是发展之果,也是发展之因,是发展的追求,也是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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