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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人物
出版人物
顾青:学术出版和做学问一样,都要有耐心

来源:《国际出版周报》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9-27 14:5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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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是学术成果展示与传播的重要方式,一本学术专著的成功译介,既能体现国际学界的认可,也有利于思想观念的传播。《国际出版周报》今天特别邀请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围绕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中外学术出版交流合作等话题,分享他的经验与思考。


顾青

中华书局总编辑


记者:请您就目前中国学术出版的发展,谈谈具体情况及特点。


顾青:总体来看,中国学术出版的影响正在逐步扩大,尤其是科技领域的学术出版的影响明显扩大。相对而言,在人文社科领域,中国学术出版的影响还比较滞后。

不过,中国学术出版的图书和从业人员数量在世界上都是惊人的。中国每年都有大量的科研人员产出学术论文,虽然这些学术论文中也有滥竽充数之作,但总体上中国学术论文的数量是其他国家比不了的。

我认为,目前中国在学术出版“走出去”方面,科技、工程等理工科领域的学术出版已经与世界完全接轨了。这些学科的内容是“硬干货”,中国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已经融入到国际学术体系中,交流、写作没有任何问题。

但在人文社科领域,中国的学术环境和标准与西方则完全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体系。我们中国人关注的问题和西方人关注的问题完全不一样。

因此,中国学术出版可以概括为:量大、人多、成果多,但同时基本上学术内容都是在中国文化以及汉语体系下的。

目前,我国的学术出版,尚还停留在“自给自足”的阶段,中国学术出版在西方国家、在全球的影响还非常小,特别是人文领域。社科方面,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法律、经济制度等还较关注,但是对人文科学领域则没有什么兴趣。即使有兴趣,也更多是对古代感兴趣,而不是现代的人文思想。


记者:随着全球范围内数字化阅读时代的到来,数据库产品因其便捷性、规模效应等成为“走出去”的新方向,您如何看待数据库“走出去”?


顾青:无论是出版数字化,还是数据库“走出去”,趋势和方向都不是关键,关键在于产品,产品是唯一的真理。

具体到出版业,在面对行业的数字化趋势时,无论是否恰能够追上这股潮流,当然也不是背道而驰,只要能够沉下心来做好产品,那么就会有读者和市场。

数据库等数字化产品确实是学术出版“走出去”的方向,但也绝对不是说这就是唯一的方向。

当今时代,中国和世界的沟通是全方位的,而且是多媒体、多渠道的。新方向能够带来新机遇,老方向同样能够开出“新花朵”,关键还是在于产品本身。

如果数据库不够好,不符合当地受众的需求,对方肯定不会买账,自然无法实现数据库“走出去”。而且,中国出版业要走向世界,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落地开花,除了数据库等数字化产品,还有很多不同产品。

世界各国的图书出版市场情况和特点各不相同,因此需要我们拿出适销对路的产品,而这个适销对路的产品,可能就不是数据库等数字化产品,只能是做适销对路的产品。

中华书局从2012年开始数据库的产品化,“中华经典古籍库”是中华书局首次推出的大型古籍数据库产品。经过多年发展,“中华经典古籍库”的产品和平台都已经相对成熟,在业内有了一定影响力。

但目前来看,我们的数据库产品面向的主要还是中国国内市场,而不是西方国家市场。需要理性看到的是,尽管近年来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在世界上有所提升,但在西方国家,中国文化仍是小众的。并且我们还需要看到,在国际交流的过程中,不同行业,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不同,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

不论图书推广,还是翻译出版,我们可以参考目前行业的风向趋势,但不能盲目跟风,更不能将其作为工作的依据,而是应当理性思考,按照国际出版的规律来运作图书、数据库等产品,以及进行国际交流。

 

记者:对于古籍方面的“走出去”,您有哪些建议?


顾青:其实,中国的文言文就相当于欧美的拉丁语,中国的古籍就相当于拉丁古籍,都是古老的语言,知晓的人很少,大部分人看的都是解读版。

在中国学术界,能够直接用文言文来读古籍的学者也很少。或许从绝对人口数上看,读古籍的中国人不少,也能够达到成千上万的数量,但将这一群体放之于中国的十几亿人口中,毫无疑问是沧海一粟。

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懂的、用的、读的还是现代汉语。可以说,古籍是给专家阅读的,不是给大众的。大众读的是整理、翻译并注释过的作品。

现在中小学课程中也有古诗词和古文的学习,但这些也只是常规知识。真正上升到学术领域,古籍还是由专家来研读。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向海外推出中国古籍图书时,就需要对读者群进行区分。一类是海外的汉学家,他们专门研究古汉语,可以直接阅读古文和古籍。另一类是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海外读者,他们想了解中国古代文化。

我们会陆续将一些中国古代经典著作翻译成英文,推广给海外的汉学爱好者。不过,我们并不会将真正的学术类古籍翻译到海外,因为对于研究者而言,要想真正研究中国古籍,必须学好汉语,阅读古籍原本,从而进行深入研究。这也是学术出版和大众出版在“走出去”过程中的不同。


记者:目前我国学术出版翻译还存在什么问题?


顾青:国内出版社在进行出版“走出去”时,都容易忽视一个问题———翻译。甚至出现“走出去”的作品由没有工作经验的译者来翻译的现象。

但其实,翻译是“走出去”的核心问题。关于学术出版的翻译问题,我想有两点要重视。一是必须由母语译者来翻译。比如要翻译成英文,最好是由英语为母语的译者来翻译,国内译者很难用地道的文字翻译。

二是要具有很高的专业性。我们在选择学术图书翻译人员的时候,是不会选择让一个纯英语专业的译者来翻译图书的,而是选择专业学者。

不同的专业领域有自己的术语和翻译方式,如果不是专业学者,在遇到这些专业术语和专业名词时根本不知道如何正确翻译。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高深的,而翻译需要地道的语言表达,让外国读者能够读懂。

其实图书翻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翻译仅仅是第一步,翻译后还得有当地的编辑来进行图书编辑工作。

我在工作中就接触过一本图书不同的英语版本,有一种是印度英语版,其他英语使用者读不懂这个版本,因为它所使用的是印度英语,其中有大量的印度本土的缩略语和口语。因此,翻译的前提,必须要保证真正落地区域的读者能够读懂。 

此外,就是由什么语言翻译成书的问题。很多外国读者看到的译本,大多是从其他翻译语种再翻译过来的,和中文原版的内容差距很大。如果是统一语系的翻译问题还比较少,但如果中间切换了语系,那么有可能已经和中文原著大相径庭。


记者:在您看来,近年来,中国学术出版有哪些变化?今后中国学术出版会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顾青:近年来,中国学术出版确实有一些新变化,例如OA模式等,但总体变化并不大。

中国目前的学术出版,我认为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学术成果的出版,二是学术出版的揭示。

我认为现在中国学术出版的能力很强,包括数字出版,纸质出版,多媒体出版等。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学术出版生产一直是在自己的轨道上进行。

对于中国学术出版,我更多的是期待,希望国内的学者更加国际化,更能够有国际化视野。

学术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而思考是有边界的,一个学者在中国范围内考虑问题,就容易只考虑中国自己的问题。

因此需要我们的学者能够有更高、更开阔的视野去看待问题,跳出局限。

目前,我国具有这样高度国际化视野的学者还太少,尤其是在人文社科领域。当然,这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过程,学者的培养和变化不是一时的。

同时,我也希望中国的出版能够更加国际化。中国学术出版的国际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包括多语种出版、多领域出版、多媒体出版、海外销售渠道建立等。

但我们更不该急躁,学术出版是慢工出细活的事,它有其自身的规律,并且这很难在一段时间内就发生巨大的改变。其实,学术出版和做学问一样,都需要有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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