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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人物
出版人物
金娟萍:从学术图书“走出去”到学术出版业“走出去”

来源:《国际出版周报》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9-21 14: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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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出版发展水平对于一个国家出版业的影响程度不言而喻,它承载着思想传播和传承的功能,处于整个出版产业链的顶端。一个国家学术出版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出版业的发展水平。

对此,《国际出版周报》采访到了北京大学出版社党委书记金娟萍,请她分享自己的经验与建议。


金娟萍

北京大学出版社党委书记



国际出版周报:您认为目前中国的学术出版市场有何特点,存在哪些问题?


金娟萍:虽然我国的学术出版的规模不小,但是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出版成果却不是很多,与发达国家学术出版水平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这成为进一步扩大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规模的制约因素。

我国对学术图书的标准放得较宽,缺乏严格的学术出版评审制度,博士论文、文章结集等在学术出版中占有一定的比例。绝大多数图书是以中国读者和国内市场为对象,其内容结构、写作方式与国际通行的学术写作标准有差距。

另外,我国目前对学术出版的技术规范执行得不够完善,与国际学术出版标准不能接轨,在引文、注释、参考文献、索引等要件上处理得较为随意。这些直接影响了我国学术出版物的严谨性和权威性,也影响到国际上对我国学术图书的接受和认可。


国际出版周报:您认为目前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情况如何,对此有哪些建议?


金娟萍:近十年来,中国学术图书以版权输出、合作出版为主要形式,在“走出去”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明显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的学术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

出版社在“走出去”的探索和实践中,为进一步参与国际竞争积累了有益的经验。这些成果和经验为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与海外一流学术出版社合作,是中国学术出版社在“走出去”实践中的一个共同特点,这使中国学术图书的海外传播获得了一个较高的起点。例如,北京大学出版社根据图书的定位,在专业对口的领域与海外出版社实现强强合作,成功向剑桥大学出版社输出了《中华文明史》《解读中国经济》,向博睿出版社输出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传统与现代》等一批优秀的人文社科类著作;近年来与泰勒·弗朗西斯出版社、施普林格出版社、世界科技出版社密切合作,在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等领域推出了一批高水平学术著作。

我认为今后学术出版“走出去”,关键还是要练好中国学术出版的内功,提升自身的学术出版水平和能力:

首先,应该借鉴国外学术出版社的成功经验,与学术出版的国际标准接轨。

发达国家的学术出版机构都有着悠久的出版历史,在长期的发展中已经形成相对科学的学术出版观念和相对完善的学术出版运行机制,中国出版社应发挥后发优势,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学术出版机构在发展规划、经营策略、管理流程、产品定位、质量控制、市场拓展等方面的经验,在国际合作的实践中学习国际先进管理经验、了解国际市场需求,从而找准“走出去”的定位和路径。

其次,应该提升国际编辑能力和提高全球作者资源竞争力,重视提升英语内容出版能力。

当今学术出版领域,英语语言拥有的强势地位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英语出版能力成为国际型学术出版社的必备条件,例如施普林格出版社、德古意特出版社、威科出版集团、爱思唯尔出版集团、博睿出版社,分别是源自德国以及荷兰的欧洲出版社,但是作为国际化的学术出版社,它们的产品绝大多数都是使用英语作为出版语言。

中国学术出版社唯有大力加强英语出版能力,打造好英语学术出版平台,方能在全球作者资源的竞争中赢得主动。

另外,加大英文原创作品的比重,也可以有效缓解翻译难的问题。


国际出版周报:对于培养我国学术出版翻译人才,您有何建议?


金娟萍:目前有一些国内出版社已经开始尝试直接使用英文出版原创学术作品,但是翻译现有的学术作品还是目前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一个主要形式。

学术著作的翻译要求高、难度大,需要译者既对语言有良好的把握能力,又具备相应的学术背景知识。学术图书有其特定的语言体系和修辞方式,不少学术书在翻译的过程中由于译者不具备相关学术训练背景,翻译成外文后学术气质尽失,直接影响了图书出版后的效果。

而有关中国传统文史哲研究的专著,很多内容都是首次译成外文,特定概念、专有名称的翻译如何既准确、又能为国外读者理解,需要诸多推敲,其翻译过程也是学术研究过程,绝非一般人可以胜任。

最理想的办法是请到以译入语为母语的专家学者作为翻译,例如《中华文明史》的英文版,由美国著名汉学家康达维教授亲自主持、审定完成,日文版的翻译工作由日本早稻田大学汉学家稻畑耕一郎教授主持,俄文版的翻译由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古籍文献研究所所长波波娃博士主持。

但是寻找到优秀的译者难度非常大,而且需要投入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也很高。在短期内,优质译者资源短缺与学术图书外译需求日益增大的矛盾还是存在。

不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翻译力量特别是专业翻译服务提供商开始加入中国学术图书外译的工作,为出版社提供了更多译者资源,相信未来在学术出版翻译人才方面也会有一定的增长。


国际出版周报:随着全球范围内数字化阅读时代的到来,数据库产品因其便捷性、规模效应等成为“走出去”的趋势,您如何看待数据库“走出去”?


金娟萍:全球出版业正处于从传统出版向数字化出版转型的重要时期,近年来的出版业态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

欧美学术出版机构作为数字出版的先行者,在技术开发、产品形态、经营模式、流程管理等各方面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和革新。

目前,已经基本完成了数字化转型,初步形成了一定的规则和模式。以施普林格出版社为代表的一批学术出版社全面转向以数字出版为主、按需印刷为辅的经营方式;同时以图书馆机构为代表的国际学术出版市场对学术内容的数字化要求也日益提高。

中国学术出版社必须重视数字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首先应在“走出去”的合作中充分利用欧美学术出版社的数字出版平台、技术和渠道,以多种形式将中国优秀学术成果推向国际市场;同时,中国学术出版社也应积极提升自身的数字出版能力,吸收和利用欧美的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探索符合自身需求的数字出版模式,开发出优质的数字出版产品,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数字出版平台,开辟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新路径。


国际出版周报:您认为今后中国的学术出版“走出去”会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金娟萍:海外日益增长的“中国兴趣”为学术出版“走出去”提供了较大的市场空间,这是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最大机遇。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地提升了国际社会对中国话题、中国问题的兴趣。

在海外的读者中,相较于外国的普通民众,专家学者、专业人员、商政人士出于研究兴趣或现实需求,更需要阅读与中国相关的内容。

一方面,学术图书具有严肃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由于学术研究的话语体系相似,文化差异带来的障碍相对较小,因此学术图书出版成为西方出版社寻求合作的一个重点领域。

中国出版社“走出去”的挑战则在于自身的国际竞争力有待提高。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可分为两个层次,即中国学术图书“走出去”和中国学术出版业“走出去”。

目前“走出去”的实践还是停留在学术图书“走出去”的层面,即将我国优秀的学术著作以版权输出和合作出版的形式推向国际市场,而出版社的经营活动还是立足于国内的资源和国内的市场,缺乏获取全球优秀学术内容资源的能力和开拓海外市场的动力。

反观国际知名的学术出版社,如施普林格出版社、爱思唯尔出版集团、培生出版集团等等,早就纷纷进入中国市场,设立分公司或代表处,在华的业务活动也从早期的销售和版权逐渐延伸到编辑组稿,这说明了国际学术出版社已经对中国的市场资源和内容资源进行了全面开拓。相较于国际大型出版社的全球化运营,中国学术出版社在全球发展策略、内容资源获取、国际市场开拓等方面的竞争力还亟待提高。

记者:贾子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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